編譯 | 深潮 TechFlow 吳說團隊有所刪節

嘉賓：Changpeng Zhao，幣安創始人

主持人：Anthony Pompliano

播客源：Anthony Pompliano

CZ：比特幣、區塊鏈和人工智能是我遇到的三項核心技術

Anthony：CZ，談談比特幣和加密貨幣吧。你認為它在世界中的角色是什么？未來它的重要性會如何繼續增加？

CZ：當然可以。我認為你提到了一個關鍵點，這些年來我學到，要建立一家成功的公司，必須擁有堅定的信念和清晰的世界觀，你需要比其他人更早意識到某些趨勢的潛力。

我覺得我們很幸運，能夠很早就接觸到比特幣。這是我們第三次錄播客。在 2013 年和 2014 年，我第一次接觸到比特幣時，就覺得“這項技術太棒了，它將成為比互聯網更大的變革。”我錯過了互聯網浪潮，但當比特幣在 2013 年出現時，我已經 35 歲了。我意識到不能再錯過這個機會，于是我辭去了工作，賣掉了房子，全身心投入加密領域。

我認為這種堅定的信念非常重要。區塊鏈技術不僅適用于貨幣領域，還可以用于未來任何需要驗證的場景。傳統數據庫雖然能存儲數據，但無法輕松驗證，而區塊鏈技術提供了一種更可靠的驗證方式。這項技術在金融領域的應用潛力巨大，而我們目前仍處于它在金融世界應用的早期階段。對我而言，這是一個不可錯過的重大技術機遇。下一次類似的技術革命可能會在 10 到 15 年后出現，而現在我們看到的人工智能也是一個重要方向。我認為比特幣、區塊鏈和人工智能是我成年生活中遇到的三項核心技術。這種世界觀對于建立平臺和推動行業發展至關重要。

Anthony：當你第一次接觸比特幣時，是什么讓你覺得它會如此龐大？是技術本身、價格趨勢，還是市場的某種因素？是什么讓你確信它會改變世界？

CZ：我很幸運能夠在不同國家生活。這讓我對全球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我出生在中國，后來移居加拿大，在那里完成學業。之后，我曾在東京、紐約和上海工作。這種全球化的經歷讓我明白貨幣并不應該受限于國家邊界。在不同國家之間移動時，我不得不換匯，從日本到紐約的過程中，我因匯率損失了不少錢。這讓我意識到貨幣體系的局限性。

此外，我擁有技術背景。早在 1998 年，我就使用 PGP 加密技術，這讓我能夠理解比特幣的加密算法。我還曾在華爾街工作，比如在彭博社和東京證券交易所系統中積累了金融科技經驗。這些背景讓我能夠更早地理解比特幣的潛力。同時，我觀察到 2013 年的比特幣社區充滿了創新精神和合作氛圍，這讓我更加堅定了信念。

我認為這些經歷的結合讓我比其他人更早地意識到比特幣的價值，也讓我能夠堅定地留在這個行業。我認為所有這些都有助于人們的視野或對世界的理解，擁有一種全球視野而不是局限于國家視野是非常重要的。

Anthony：人們很好奇你的財富狀況，你能公開談談嗎？

CZ：我知道我有足夠的錢過上舒適的生活，也有足夠的資金去實現我想要做的事情。對我來說，金錢是一種工具，它讓我能夠去做那些我認為重要的事情。比如，如果我想創辦一個能夠幫助他人的企業，產生積極影響，我有足夠的資源去實現。但真正限制我的不是金錢，而是其他因素，比如人才、團隊、健康和時間，這些才是有限的資源。所以我現在更關注這些方面，而不是金錢本身。

Anthony：你認為現在加密行業的發展方向是什么？

CZ：我對這個市場非常看好。全球一些最強大的政府正在推動加密貨幣的發展。例如，我們看到比特幣儲備的上市公司，這是一項了不起的進展。我認為未來我們會看到更多機構的采用，比如 ETF、公共儲備、比特幣儲備等。此外，還有公司推出了 BNB 儲備和以太坊儲備，這些都是積極的趨勢。

我認為傳統金融市場也會以更大的規模進入加密貨幣領域。同時，在創新方面，我們還會看到人工智能與區塊鏈之間的更多結合。這種交匯點正在快速擴大。例如，區塊鏈技術已經被許多政府采用，應用于去中心化身份、土地登記、醫療福利分配、稅收等領域。這表明區塊鏈正在從單一的金融工具轉向多維度的解決方案，這些發展都非常令人興奮。

如果你問我九個月前，我完全沒有預料到我們會處于現在這樣的環境中。

這也反映了政府結構變化的重要性。選舉能夠迅速帶來新的想法和創新的政策。我認為美國有潛力成為全球加密貨幣的中心，我們希望能為此貢獻力量。雖然目前受到一些限制，但我們期待未來能夠做出更多貢獻。

Anthony：這有點瘋狂，對吧？你們是世界上最大的加密交易所，卻不在美國。

CZ：我們希望能夠進入美國市場。目前，美國的加密貨幣交易所收費大約是全球其他地區的 10 到 20 倍。這有些反常，因為在美國，其他商品的價格通常更低，配送速度也更快。比如我在美國使用亞馬遜，商品價格更便宜，運送也更快。但在加密貨幣領域，美國消費者支付的費用卻更高，選擇也更少。我們希望能改變這種情況，但目前受到一些法規的限制，我們需要一步一步來解決。

我認為我們就像在一個模擬環境中，面對挑戰時，我們只需要盡力而為，堅持向前。我也想感謝你多年來的支持。雖然我們沒有太多機會共事，但我一直尊重你對行業的貢獻，你是美國加密行業的一位理性聲音。我非常感謝你所做的一切，希望未來能有更多合作機會。

CZ 的童年生活：出生中國偏遠農村

Anthony：雖然我們認識一段時間了，但我發現大多數人只關注你職業上的成就，卻對你的童年生活知之甚少。當我與人交談并了解更多時，我才意識到你在中國的成長環境其實相當艱苦。你能分享一下你童年的生活是什么樣的嗎？

CZ：我出生在中國一個偏遠的農村地區，后來搬到了一個更小的村莊。在我記事之前，我們家沒有自來水，也沒有電。上小學時，我常常在油燈下學習，那種燈有一個玻璃罩。幾年后，我們家才裝了水泵，用來抽水。再過幾年，我們才通了電。后來，我們搬到了中國的一個小城市，之后又移居加拿大。這一切都發生在我 12 歲之前，所以我的生活經歷了巨大的變化。

即使到了溫哥華，我的父母也面臨許多挑戰。在中國，他們是教師，但到了溫哥華，我的父親選擇繼續深造，成為教授。而我的母親由于語言障礙，只能在縫紉廠工作，負責縫制衣物。她每天早上 7 點出門，晚上 7 點回家，工資幾乎是最低水平。雖然我們不至于挨餓，但生活的確處于社會的底層。不過，我們從未負債，因為中國的父母總是習慣儲蓄。我看到父母為了給我創造更好的機會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，這種經歷深深影響了我。我養成了節儉的習慣，沒有奢侈的消費，但我也學會了努力工作。我認為這兩者的結合對我的成長幫助很大。

從沒有自來水的村莊到今天的生活，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。這段經歷讓我更加珍惜生活。我記得小時候，我的母親要走 300 米去村里的水井，用竹竿挑著兩個水桶回家。能夠從那樣的生活走到今天，我對生活充滿感激。

Anthony：很有意思的是，你的事業與創新和技術密切相關，而你描述的童年生活似乎幾乎沒有技術，對吧？沒有自來水，沒有電。你在成長過程中是否意識到自己缺少很多東西？還是說，當時周圍的人都差不多，所以你覺得這就是每個人的生活方式？

CZ：小時候，我覺得每個人的生活都和我們一樣。即使現在，我仍然保持這種心態。我認為人與人之間的比較是相對的。在村莊里，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。事實上，我的父母是教師，在村里算是略高于平均水平。但當我們搬到更大的城市時，我才意識到城市的生活條件要好得多。我們搬到的城市是合肥，那里有中國頂尖大學之一。在大學校園里，我第一次看到鋪好的水泥路，那比土路好得多。這些經歷讓我意識到，世界比我想象的更廣闊。

這種經歷也培養了我接受新事物的心態。加密貨幣的早期采用者通常都有開放的思維，我認為我的成長經歷對此也有所幫助。我一直覺得自己和別人沒有太大差別，因此從未有過優越感或自卑情緒。我希望自己不會過于自負，但也不會過于悲觀。整體而言，我一直是一個樂觀主義者。

Anthony：我最近觀看了 NBA 選秀，其中有一位球員談到他曾經生活在沒有電的環境中，家里依靠發電機度過了七年。你可以感受到他在那一刻的情感，他說：“我從七年生活在發電機中走過來，我的媽媽為我犧牲了很多，現在我能打 NBA。”

雖然我不知道你籃球打得怎么樣，但在技術領域，你已經達到了類似 NBA 的頂尖水平。能談談你和父母的關系嗎？你是否和他們討論過，你們現在的生活和成長環境的巨大差異？他們是否曾經表達過對你的驕傲？

CZ：我很幸運，和父母的關系一直還算不錯。我和父親相處的時間不多，因為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外地工作，為我們提供更好的生活條件。我和母親相處得更多。她對我的期望并不高，而且一直非常節儉。現在她已經 83、84 歲了，但仍然常常抱怨雜貨太貴。我常對她說：“媽媽，你現在可以買任何你想要的東西。”但她始終保持節儉的習慣。

我的父親也是非常節儉的人。有一次我給他一些錢，過了六個月或一年后，我問他：“爸爸，你還需要錢嗎？我可以再給你。”但他拒絕了，說：“不，我還沒花你上次給我的錢。”所以我只給過他一次錢。他們的生活方式幾乎沒有改變，他們也并不想改變自己的生活。

我的父親在兩年前去世了。雖然我和他并不算特別親近，但他的生活方式對我影響很大。他非常節儉，生活簡樸，從不追求奢華，我的母親也是如此。所以總體來說，我和父母的關系還是很正常的，沒有特別親密，但也沒有疏遠。

Anthony：當你移居到加拿大時，你才 12 歲，對那段經歷有什么印象？從美國的角度來看，加拿大有時被戲稱為“小兄弟”，雖然加拿大人可能不喜歡這個說法，但它確實是一個非常西方化的國家，幾乎是最接近美國的地方。從中國的一個村莊到稍大的城市，再到相對發達的加拿大，這樣的轉變一定讓你感到很震撼吧？

CZ：那確實是一次非常特別的經歷。比如，當我們剛到加拿大時，我父親的一位朋友開車到機場接我們。對我來說，這是一件大事，因為在那之前，我從未坐過私家車。在中國，私家車非常稀少，我只能乘坐公交車。幾天后，我父親給家里買了一輛 400 加元的二手車。我當時非常興奮，覺得“哇，我們竟然有自己的車了！”在加拿大的生活真的很好，這里的生活質量普遍很高。環境安全，草地寬廣，可以和朋友一起玩。學校的學習壓力也不大，相對輕松，我還有時間學習英語。總體來說，這里的系統非常好。我非常感激在加拿大度過的少年時期和大學時光，也養成了許多好的習慣。

高中時期，我特別喜歡排球，每周大約練習 15 個小時。作為學校排球隊的隊長，我在六年中的四年都擔任這個角色。從八年級到九年級上學期我還不是隊長，但從九年級下學期開始，我就成為了隊長。我不僅熱愛運動，學業也表現不錯。我和學校里的老師關系都很好。我們學校很小，剛開始只有 200 名學生，畢業時增加到了 400 名。因為學校規模小，大家彼此都很熟悉。我覺得我的少年時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之一，對我的成長幫助很大。所以我對加拿大始終懷有深深的感激之情，它真的讓我成長了很多。

Anthony：我聽到你提到的情況讓我想起我的妻子。她來自保加利亞，移居美國時發現這里的數學水平比她原來的學校簡單得多。在保加利亞時，她解的是方程，而到了美國，其他孩子還在做加減法。她從班級里最差的數學學生變成了最好的數學學生。我想中國的教育體系也更加嚴格。那么，從中國的教育體系到加拿大的教育體系，這種轉變對你來說是怎樣的？

CZ：是的，我母親因為是高中老師，不想在家里照顧我和姐姐，所以提前兩年送我們入學。在中國，我上完了八年級，12 歲時移居加拿大。但到了加拿大后，他們根據我的年齡決定讓我先上小學。我在小學上了一年，之后才進入八年級的中學。盡管學年有所延遲，但我的數學課程按照十年級的水平學習。我還參加了多次加拿大國家數學競賽，比如 Fermat 和 Euclid。這些競賽是面向中學生的高級數學比賽，我大多數年份都能進入前 100 名，最后一年甚至進入了前 25 名，還獲得了一些小獎牌。數學一直是我的強項，它自然地引導我進入編程和技術領域。這部分對我來說相對容易。

英語則是我的挑戰，因為它是我的第二語言。我在高中時加入了 ESL (英語作為第二語言) 班。通常這些班級的學生在正常英語課上很難拿到 A，但我大多數時候都能得 A。這要歸功于我的英語老師，他非常喜歡我的寫作風格。他覺得我的文章很有趣，盡管詞匯量有限，但我總能在寫作中加入幽默感，這讓老師非常欣賞。和他的良好關系讓我對寫作建立了很大的信心。雖然我的語法還不夠好，經常犯錯，但幽默感確實幫了我不少。所以在學術方面，我的數學表現突出，而英語則是通過努力逐漸提升的。

CZ：最早比特幣平均購買價格大約是 600 美元。

Anthony：從你高中畢業到接觸比特幣之間，你的生活經歷是怎樣的？你大約 35 歲，我對這段時間的故事不是很清楚。你去了哪些地方？做了什么工作？聽說你曾在一些金融公司工作，還回到過亞洲。能分享一下你的經歷嗎？

CZ：在麥吉爾大學讀書的第四年里，我每個暑假都會找實習工作。第一個暑假，我找到了一份軟件開發的實習工作；第二個暑假，我繼續在同一家公司實習；第三個暑假，我去了東京的一家公司實習，該公司為東京證券交易所提供交易系統。我負責一些初級開發工作。第四年，我繼續在這家公司工作，參與一個重要項目。但由于項目拖延，經理希望我延長一個學期來完成工作，因為我已經成為項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為了不影響團隊進度，我答應了。

然而，項目最終還是沒能按時完成，這并不是我的問題。項目多次延期，我也因此沒有回到麥吉爾大學完成學位。后來我發現沒有學位會對申請工作簽證造成困難，于是通過在線遠程教育轉移了學分，修了一些課程，最終拿到了學士學位。之后，我繼續在東京工作了幾年，直到 2000 年互聯網泡沫破裂。那時科技股大幅下跌，我所在的公司被一家納斯達克上市公司收購，但收購后股票表現不佳，很多員工離職。我開始尋找新工作，但招聘機會非常有限。直到 2001 年，布隆伯格 (Bloomberg) 招聘，我通過電話面試獲得了工作機會。

就在我準備去紐約工作時，911 事件發生了。我打電話確認工作是否還在，對方告訴我職位沒有變化，并問我是否愿意繼續加入。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。于是，2001 年 11 月，我去了紐約，那時距離 911 事件剛過去兩個月。盡管街道顯得異常安靜，但工作環境非常穩定，我在那里工作了四年。

在布隆伯格的這段時間，我成長了很多。作為高級開發人員加入后，我在兩年內晉升了三次，開始管理一個由 60 人組成的團隊，后來擴展到 80 人，團隊成員分布在紐約、普林斯頓、倫敦和東京。我們開發了一個期貨交易系統，這是我第一次全職參與的第二代交易系統。但后兩年，我沒有再晉升。我發現自己是團隊中最年輕的經理，也是唯一的亞洲面孔。晉升機會非常有限，可能需要等待很長時間。

于是，我開始關注創業機會。當時有一群人在上海做初創公司，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。我之前在日本工作時的幾位高級創始人正在上海做新的項目，于是我決定加入他們，成為團隊中最年輕的合伙人。我們六個人在 2005 年創辦了一家名為 Fusion Systems 的公司。這是一家專注于金融技術解決方案的公司，我們將業務擴展到了東京、香港、上海和洛杉磯。起初，公司規模不大，大約有 200 人。雖然經歷了一些困難，但最終實現了盈利，合伙人們的生活也越來越好。我們這樣堅持了八年，從 2005 年到 2013 年。

2013 年，我第一次接觸到比特幣。我覺得這是一項非常新穎的技術，于是嘗試讓 Fusion Systems 開發比特幣支付服務，類似于 BitPay。當時我籌集了 400 萬美元資金，但其他合伙人由于年紀較大，對比特幣的潛力理解有限，他們決定不參與這個項目。我于是選擇離開，正式進入比特幣行業。這就是我的職業轉折點。

Anthony：回過頭來看，人們總是能從職業生涯中找到一些線索，看到他們做過的事情如何一步步連接起來，最終帶來成功。但這些通常是在事后才看得清楚，對吧？當你加入布隆伯格或 Fusion 時，你可能根本無法預測未來會怎樣。

Anthony：你第一次接觸比特幣后，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

CZ：我是在 2013 年 7 月第一次接觸比特幣的，那時它的價格大約是 70 美元。我花了大約六個月時間才完全理解比特幣，并建立了足夠的信心。到 2013 年 12 月，當我徹底明白比特幣的潛力時，它的價格已經漲到了 1000 美元，這是當年的歷史高點。我當時覺得自己入場得太晚了，必須盡快行動。因此，在 2014 年 1 月，我賣掉了自己的公寓，并用這些資金購買了比特幣。我每次收到一筆款項時都會用來購買比特幣，比如在 2014 年 1 月，我分別以 800 美元和 600 美元的價格購入了一些。之后，比特幣價格開始下跌。到 2 月或 3 月，我收到最后一筆款項時，以大約 400 美元的價格購買了比特幣。最終，我的比特幣平均購買價格大約是 600 美元。

然而，從 2014 年到 2015 年初的 18 個月里，比特幣價格一直徘徊在 200 到 150 美元之間。可以說，我的投資在短時間內損失了三分之二的價值。幸運的是，我的家人非常支持我，雖然我的媽媽總是嘮叨：“你這個傻孩子，為什么要這樣做？為什么不繼續在布隆伯格工作？你那時候收入很好。”但她也只是抱怨，并沒有阻止我的決定。

我當時的想法是，要么是我真的判斷錯了，要么是其他人還沒有完全意識到比特幣的潛力。我認為自己可能只是入場時間較早，因此決定繼續堅持。到了 2016 年，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一次公開講話中首次提到了區塊鏈技術。這是中國官方首次公開提及區塊鏈，引發了廣泛的關注。之后，中國的加密貨幣行業迅速轉向區塊鏈技術，市場價格也開始回升。這段時間讓我經歷了加密貨幣市場的第一次“冬季周期”，即市場的長期低迷期。在經歷了第一次周期后，第二次周期就容易應對多了，因為市場的基礎已經更加穩固。

CZ：創立 Binance，創意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，執行才是關鍵

Anthony：那么，你是什么時候想到要創立 Binance 的？這個過程是你單獨完成的，還是從一開始就組建了團隊？

CZ：創辦交易所其實并不是一個新想法，在加密行業中，我接觸的每個人幾乎都曾考慮過創辦交易所。早在 2013 年，我們就曾討論過這個想法，但當時我覺得自己還沒有足夠的經驗，于是選擇加入了一家現有的交易所。然而，在那里的情況并不理想，不到一年后，我選擇了離開。之后，我嘗試在日本創辦一個比特幣交易所，因為當時全球最大的比特幣交易所 Mt. Gox 在 2014 年因安全漏洞倒閉。我認為日本市場對新的交易所有需求，于是在 2015 年開始嘗試這一方向。

當時，我與一些風險投資公司進行了接觸，試圖籌集資金。但他們建議我不要直接創辦交易所，而是成為其他交易所的技術提供商，因為他們在日本已經投資了一些交易所，而我擅長構建系統。于是，我找了幾位合伙人，開始專注于開發交易所系統。我們從原本打算自己創辦交易所，轉而專注于為其他交易所提供技術支持。這家公司取得了不錯的成績，我們的客戶包括 30 多家交易所，其中很多是小型加密交易所。與此同時，中國市場出現了一種名為“場外交易”的新興現象，這些客戶需要訂單簿匹配等系統支持。我們通過 B2B 模式向客戶收取月費，業務發展非常穩定。

然而，在 2017 年初，中國政府關閉了大部分客戶，因為不再允許那種類型的交易所運營。此時，我們的團隊已經發展到大約 25 人，主要是技術人員，還有少量銷售人員。于是我們決定轉變方向，重新回到創辦自己的交易所這一初衷。

我一直認為，創意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，執行才是關鍵。到了 2017 年，我們已經擁有了成熟的系統和一支高效的團隊。雖然團隊成員大多相對年輕，資歷較淺，但他們非常優秀。當時，大多數交易所仍然只支持比特幣交易，甚至像 Coinbase 這樣的大型平臺都還沒有支持以太坊。以太坊上的 ERC20 代幣也沒有被主流交易所廣泛接受，而 2017 年正是 ICO 熱潮的開始，許多新項目都在發行 ERC20 代幣。我們抓住了這個市場空缺，迅速推出支持以太坊和所有 ERC20 代幣的服務，從而領先于競爭對手。

此外，我們在客戶服務方面進行了重大改進。當時，如果用戶提交支持請求，可能需要等待兩個月以上才能得到回復，尤其是在無法提取比特幣時，這種情況對用戶來說非常痛苦。我們決定提供 24 小時內回復的服務，并最終將響應時間縮短到一小時以內。通過優質的產品和出色的服務，我們成功吸引了大量活躍用戶，并在行業中脫穎而出。這些努力和決策幫助我們在早期階段取得了成功。

CZ：創立幣安第一年利潤就達到 10 億美金

Anthony：在 Binance 快速增長的過程中，你們推出了市場上亟需的產品，解決了一個痛點。我發現，許多商業成功的案例都可以追溯到他們滿足了市場的需求。那么，在 2017 年 Binance 快速崛起的階段，你的體驗是怎樣的？

當時我第一次經歷加密行業的周期，我意識到市場將變得瘋狂。這不僅僅是比特幣的事情，幾乎所有的加密貨幣都在上漲。隨后市場經歷了大崩盤，我想價格波動往往會伴隨情緒的起伏。那么在 Binance 的早期階段，你們是如何應對這種情況的？

CZ：可以說，前八個月的經歷非常超現實，一切都出乎意料。我們在 2017 年 7 月 14 日正式上線，僅僅六周后，中國政府宣布不再允許加密貨幣交易所運營。當時我們面臨選擇：是關閉公司還是遷移到其他地方？這時候我的國際經驗發揮了作用。我覺得搬遷并不復雜，因為我曾在許多國家生活過。于是我們決定將團隊中的 30 名成員從中國遷到東京，并不再以中國為基地。這對許多企業來說可能是難以想象的，但對我們來說卻是現實。

當時我們沒有任何法幣交易渠道，因為銀行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其他國家都拒絕與加密貨幣交易所合作。因此，我們只能專注于區塊鏈業務，成為一家加密對加密的交易所。用戶通過區塊鏈進行比特幣存款、以太坊交易和提取等操作。這種模式雖然限制了我們在每個國家的用戶基礎，但我們發現，每個國家都有一小部分用戶群體愿意使用這種方式。于是，我們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全球化的平臺。

遷移完成后，業務開始快速增長。上線兩個月后，我們進入了全球交易所排名的前十名；再過四個月，我們躋身前五名，并在前四名中停留了一個月左右。到 2017 年 12 月，也就是上線五個月后，我在東京收到消息：“恭喜你們，現在 Binance 是全球第一的加密貨幣交易所。”同時，比特幣價格從年初的 3000 美元飆升至 12 月的 17000 至 19000 美元。這幾乎與我們交易量登頂的時間一致。然而，這也給系統帶來了巨大壓力。

我記得我們的首席技術官幾乎沒有休息時間。產品經理深夜監控社區動態，一旦發現問題就會聯系技術官；運營經理凌晨醒來檢查社區情況，發現問題也會立即聯系技術官。在那幾個月里，技術官幾乎每天都在處理緊急問題，工作強度非常大。

到了 2018 年 1 月，我們的注冊人數達到頂峰，每小時新增 20 萬用戶，每天新增 30 萬用戶。系統面臨巨大的壓力，甚至無法及時處理注冊請求。我們不得不暫停一小時或 24 小時內的響應服務。幸運的是，隨著比特幣價格的回落，市場變得平靜了一些，這給了我們喘息的機會。我們利用這段時間重新優化系統，為下一階段的發展做好準備。

Anthony：在 Binance 的第一年，你們賺了多少錢？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，你們推出了一個產品，它迅速成為市場的焦點。那么規模到底有多大？

CZ：我記得第一年的利潤大約是十億美元。我認為我們可能是第一家從初創公司中獲得十億美元利潤的企業。

Anthony：那是在前六個月內實現的嗎？畢竟你們是在七月上線的。

CZ：是的，大部分利潤是在前三到八個月之間實現的，尤其是第三到七個月期間，那是我們交易量最高的階段。我們研究發現，雖然有些公司更快地達到了十億美元估值，但從盈利的角度來看，我們可能是最快實現這一目標的初創公司。

Anthony：第一年就達到十億美元的利潤，真是不可思議。那時你心里在想什么？你是覺得自己非常成功，還是擔心這可能會消失？你的情緒是什么樣的？你有沒有停下來慶祝一下這個里程碑？

CZ：我當時心態比較平衡，這與比特幣的價格波動密切相關。我們以加密貨幣形式持有利潤，并沒有轉換成法幣，因為我們相信加密貨幣的長期價值會更高。這種波動性是我們必須面對的。我認為，只要我們確保有足夠的資金緩沖，就能應對任何潛在的下行風險。所以我并沒有過于興奮，也沒有將所有利潤分配出去，以免在市場下跌時陷入困境。

2018 年初，比特幣價格從 20000 美元跌至 3000 美元。這讓我意識到，利潤的數字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平臺上的資產數量。我們需要重新安排錢包，轉移數十億美元的資產。第一次做這樣的操作時確實令人緊張，但做了幾次后就習慣了，逐漸對這些數字變得麻木。查看個人錢包時，我從未兌現過這些資產，所以對我來說，這更像是一個虛擬數字，而不是實際財富。這種心態幫助我專注于長期發展，而不是被短期波動所困擾。

2019 年 Binance 被黑客攻擊

Anthony：我記得有一天我在紐約街頭散步時，突然聽說 Binance 遭遇了黑客攻擊。那是在 2018 年還是 2019 年？我當時聯系了 Binance 的一位高管，詢問他們是否安好，是否需要幫助。當時情況非常混亂，大家都在試圖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么，資金是否安全等等。能和我們聊聊這次事件嗎？因為我認為，當人們聽到 Binance 在第一年從零到十億美元的利潤時，可能會覺得一切都很順利，但實際上你們也經歷了許多挑戰和困難，對吧？

CZ：沒錯。這件事發生在 2019 年 5 月，我們遭遇了一次重大的黑客攻擊。黑客從我們的比特幣熱錢包中竊取了 7000 個比特幣，當時價值約 4000 萬美元。為了應對這次事件，我們暫停了提現功能一周，但交易仍然正常進行，以避免價格波動與其他交易所出現差異。事件發生后幾個小時，我參加了一個提前安排好的 AMA。雖然原計劃是在第二天進行，但我決定如期上線，與用戶直接溝通。許多用戶通過分析我的態度和表現，認為我們有足夠的資金來應對這次危機。

為了給大家提供更多信息，2019 年時 4000 萬美元相當于我們一個月的收入。這次事件雖然不會讓我們破產，但仍然讓整個團隊非常緊張。我們擔心黑客是否還會進一步攻擊其他資產。安全問題始終是加密行業最大的風險之一。在事件發生后，我們制定了詳細的應對計劃，每隔兩小時通過推特更新進展，向用戶說明我們正在采取的措施，并提供資產證明。回頭來看，這次危機反而成為了一個因禍得福的機會。

一周后，我們恢復了提現功能，發現用戶的存款量竟然超過了提現量。許多用戶對我們處理事件的方式表示認可和信任。我認為這次事件給我們上了重要的一課：透明且及時地溝通、主動承擔責任并迅速解決問題，反而能夠增強用戶的信任。事實上，我們也看到其他公司在類似事件中采取類似策略后，贏得了更多的信譽。這確實是一項復雜的業務，充滿了挑戰。

Anthony：我們無法談論這次黑客事件而不提到“資金是安全的”（funds are safu）這個說法。能和我們解釋一下這個梗的來源嗎？

CZ：事件發生時，我曾對外表示“資金是安全的”。后來，一位 YouTuber 制作了一個搞笑視頻，把我描繪成一個日本人，用夸張的語調說“資金是安全的”。這個視頻引發了廣泛關注，每當我們暫停提現或進行系統更新時，我都會用“資金是安全的”這句話來回應用戶。漸漸地，我接受了這個梗，社區也開始支持它，最終它成為了一個流行的網絡文化現象。

Anthony：每次我看到這個梗都會忍不住笑，因為它和那個時刻聯系在一起。好了，2019 年已經過去了，黑客事件也成為了過去。2020 年顯然是一個特殊的年份，尤其是在疫情爆發之后。能和我們談談這一年嗎？你們當時的業務已經逐漸穩定，現在開始擴展規模，對吧？我認為現在全世界至少關注加密金融的人都意識到，加密金融是成功的。那么 2020 年和 2021 年發生了什么特別的事情？

CZ：2020 年可以說是一個熱身年，而 2021 年則是一個爆發年。在 2019 年，我們推出了 Binance Launchpad，這是一個幫助新項目通過代幣銷售籌集資金的平臺。當時正值加密冬天的底部，比特幣價格大約在 3000 美元左右。我們通過 Launchpad 推出了許多新功能，為用戶提供更多選擇。2020 年市場逐漸回暖，成為了一個過渡年，而 2021 年則迎來了加密行業的全面爆發。

在 2021 年初，Binance 的用戶數量約為 2000 萬，到年底增長到 1.2 億，增長了 5 到 6 倍。同年，比特幣價格上漲至 6 萬美元。這一年雖然壓力很大，但我們的準備更加充分。團隊規模擴大了，經驗更加豐富。雖然仍然面臨客戶支持和系統問題的挑戰，但整體上我們已經變得更加成熟。這一年不僅是用戶數量的強勁增長年，也是 Binance 聲譽逐漸建立的一年。我們不再只是一個新平臺，而是成為了行業中的領導者。這是我對那段時間的主要記憶。

回憶美國入獄：我必須權衡，如果選擇逃避，可能會成為國際逃犯

Anthony：在某個階段，Binance 從一個小眾的加密產品迅速成長為全球領先的加密貨幣交易平臺。最終，你們登上了世界舞臺，吸引了全球的關注。進入 2021 年，我注意到加密行業開始受到更多的審查，但當時似乎沒有太多實際行動。顯然，到 2022 年和 2023 年，監管的壓力明顯加大。這種趨勢對包括 Binance 在內的許多公司都帶來了挑戰。

能否談談 2021 年加密行業的爆發，以及你們在全球范圍內面對的監管摩擦，尤其是來自美國的壓力？

CZ：我記得我們是在 2019 年 1 月見面的，那時候正值加密行業的熊市，比特幣價格大約在 3100 美元左右。即使市場處于低谷，我們組織的會議仍然吸引了大量參與者。到了 2021 年，市場迎來了爆發式增長，加密行業的熱度達到了新的高度。

然而，幾個月后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(SEC) 對 Binance 提起了訴訟，指控我們欺詐，稱我們挪用了客戶資金，并發出了緊急凍結令，試圖限制公司的所有資產流動。為了幫助公司渡過難關，我提供了一筆 2.5 億美元的貸款，但直到案件被完全駁回后，我才得以收回這筆資金。

Anthony：顯然監管機構對你們的關注逐漸加劇。能否詳細談談發生了什么？我覺得很多人只看到了新聞標題，但實際上連我都不太清楚具體情況。你們被指控了什么？這些指控對你們造成了怎樣的影響？

CZ：這件事情發生在 2022 年 11 月。2022 年 12 月，由于市場對集中交易所資金安全的擔憂，Binance 經歷了大規模的用戶提現。在一周內，我們處理了約 140 億美元的提現，其中最高的一天是周三，提現金額達到了 70 億美元。那天我正在迪拜與一些業內人士共進晚餐，他們感慨 Binance 的資源豐富，而我心里卻在想自己并未直接參與提現事務。

盡管面臨壓力，我們的系統穩定運行，成功處理了所有提現請求，沒有出現任何問題。然而，一個月后的 2023 年 1 月，SEC 對我們提起了訴訟，試圖將 Binance 與 FTX 的崩盤事件聯系起來，并指控我們挪用用戶資金等。然而，法庭審理時，法官明確表示 SEC 并沒有任何實質性證據。這些內容都記錄在案，并可以公開查詢。

在 SEC 的訴訟期間，Binance 的交易量占 Coinbase 全球交易量的約 35%。在美國市場，我們的市場份額甚至達到 Coinbase 的 50%。但訴訟發生后，Binance 美國失去了銀行渠道，交易量迅速下降到 Coinbase 的約 1%。這對我們的業務造成了巨大影響。

隨后，美國司法部 (DOJ) 也介入調查。對于 DOJ 的指控，我與他們達成了認罪協議，承認違反了一項《銀行保密法》的規定。我不能透露更多細節，但關鍵是，我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因單一違反《銀行保密法》而被判入獄的人，沒有涉及欺詐或其他犯罪行為。這讓我感到非常意外，但事情就是這樣。我自愿飛往美國處理此事，盡管我認為這樣的結果可能性較小，但最終還是發生了。我在監獄待了四個月，幸運的是，出來后一切都還好。

Anthony：我覺得你自愿回到美國的決定很特別。也許你認為入獄的可能性不高，但你還是選擇面對指控。我想沒有人會建議你逃避，但實際上很多人可能會選擇避開，對吧？他們會說，“我不去。”那么你在這個過程中是如何做出決定的？你是否和朋友或家人談過，或者這一切發生時你的心情是什么樣的？

CZ：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。我很難用語言描述，讓人們完全理解其中的復雜性。這是一個難以想象的心理挑戰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我多次考慮過不同的選擇，也聽取了朋友和律師的建議。

我必須權衡，如果選擇逃避，可能會成為國際逃犯，生活將變得非常艱難。我需要非常小心邊境的檢查，甚至可能永遠無法自由行動。此外，我的事業將會受到嚴重影響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們的許多用戶，尤其是持有 BNB 的用戶，將會遭受損失。BNB 的價格很可能會暴跌，整個加密行業也會受到沖擊，甚至比特幣的價格都有可能下跌。我們已經看到 FTX 倒閉時對市場的巨大影響。

雖然我可以選擇在沒有引渡條約的國家生活，過上相對安穩的生活，但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。我不想過一種逃避、躲藏的生活。

我對美國的司法系統抱有一定的信任。盡管加密行業面臨政治上的壓力，但我相信美國的司法體系仍然相對公平。所以我想，為什么不去面對呢？即使最壞的情況是入獄，可能時間也不會太久。我認為更大的可能性是被判居家監禁 6 到 12 個月。至少這樣我不會與其他囚犯接觸，個人安全也能得到保障。

此外，我已經辭去 Binance 的職務，支付了巨額罰款，公司也支付了更大的罰款。我認為這些已經足夠了。所以經過深思熟慮，我決定面對問題，承擔責任，而不是選擇逃避。

Anthony：在這個過程中，我聽說你錯過了一個孩子的出生，這是真的嗎？

CZ：不，我沒有錯過我孩子的出生。我小兒子是在 2023 年 7 月出生，而我是在 2023 年 11 月飛往美國的。不過，我確實錯過了另一個兒子的一次小手術。當我飛往美國時，認罪協議還沒有最終達成。美國政府希望我留在美國，并承諾不會限制我的行動范圍，我可以在美國自由活動，但他們不希望我離開國家。

我們為此爭論過，我支付了 1.5 億美元的保釋金，還有三位朋友將他們的房產抵押給我作為擔保。我認為自己應該被允許離開美國，因為我是自愿飛來認罪的。如果認罪卻不出庭，那是荒謬的。如果有人不想來，那就直接拒絕認罪，打官司。

最初的法官同意我可以離開，但政府隨后提出了上訴。這種上訴非常罕見，更令人驚訝的是，法官居然支持了政府的要求，要求我留在美國。我原本只帶了一個小手提箱，里面裝著幾件衣服，后來不得不在美國購買新的衣物。我還錯過了我較大兒子的一個重要醫療手術。

本來我的判刑程序只需要三個月，但政府在我生日當天請求延期，法庭同意了三個月的延遲。我請求離開美國，但法庭拒絕了。因此，我在美國待了六個月，遠離家人，只是在等待判刑。之后又經歷了四個月的監禁。

Anthony：我想任何有孩子和家庭的人都會理解你的處境。天哪，如果他們來到美國，卻無法離開或者遇到其他問題，那真是令人擔憂。對吧？我認為這是可以理解的。那么你被判刑了。據我了解，你被判了四個月的監禁，對嗎？我還聽說你的第一個牢友是一個雙重謀殺犯，這是真的嗎？

CZ：沒錯，是真的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在我入獄之前，在判刑和入獄之間，政府曾要求法官將我戴上手銬送往監獄。但法官拒絕了這個請求，因為我在保釋期間表現良好，六個月內沒有任何違規行為，法官認為沒有必要對我進行額外的監管。

在判刑后，我原以為自己會被送到最低安全等級的監獄，因為我的罪行屬于白領犯罪。理論上，最低安全等級的監獄通常沒有圍欄，環境較寬松，犯人可以自由活動，只要不擅自離開監獄。但因為我不是美國公民，他們把我安排到了低安全等級的監獄。

低安全等級的監獄主要關押毒品犯罪者和其他罪犯。我的第一個牢友是一個雙重謀殺犯，他正在服 30 年的刑期，已經服刑 18 年。由于他表現良好，他從中等級監獄降級到低安全等級的監獄，但他永遠無法進入最低安全等級的監獄。

監獄會按照族裔將犯人分組，以減少沖突。我被分配到亞裔、太平洋島民和美洲土著的組別。我的室友雖然是雙重謀殺犯，但我們相處得還不錯。他實際上很隨和，但讓我最難以忍受的不是他的罪行，而是他睡覺時的打鼾聲。第一晚我猶豫要不要踢醒他，但考慮到他是雙重謀殺犯，我覺得還是算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友好地告訴他，“兄弟，你的打鼾聲真的很大。”他回應說，“沒關系，你可以踢醒我。”于是之后我就這樣做了，我們相處得很好。

在我入獄之前，彭博社和《華爾街日報》報道說，我可能是美國監獄中最富有的人。這種報道并沒有幫助我，反而讓我擔心會成為勒索的目標。幸運的是，監獄里的大多數人并不看這些媒體。

Anthony：那有沒有讓你感到不安全的情況，或者有人試圖勒索你？

CZ：實際上沒有。我確實有些擔心，但我很快和周圍的人打成一片，融入了一個團體。我努力適應環境，沒有表現出任何弱點，因此沒有人試圖勒索我。雖然有人會試圖在一些事情上爭取更好的條件，但我沒有遇到任何身體上的威脅。

Anthony：我可以想象，如果一個非常富有、成功的人進入低安全等級的監獄，其他人一定會向你請教投資或加密貨幣的知識。你在監獄里有沒有和他們談過比特幣或其他加密貨幣？

CZ：很快囚犯和看守們就知道了我的身份，有些囚犯對學習加密貨幣和投資表現出興趣。于是我們設法讓一些關于加密貨幣的書籍寄到監獄。我和他們組建了一個小型學習小組，每天花 30 分鐘討論投資知識。我給他們布置作業，他們提出問題。監獄里有 9 臺電視，其中一臺被改成財經頻道，用來關注比特幣價格。這種學習小組幫助我建立了支持者，也減少了麻煩。

此外，一些看守也詢問我是否現在是購買比特幣的好時機。我通常回答說：“我在這里沒有互聯網，也無法獲取市場信息，所以無法給出建議。”雖然我的朋友會通過郵件給我發送一些市場更新，但我還是保持低調，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關注。

總體來說，看守們對我還算友善。我在監獄里沒有遇到重大暴力事件，當然偶爾會有一些爭斗，但都與我無關。我認為美國的監獄系統，至少是我所在的低安全等級監獄，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安全的。

Anthony：我們剛才提到了馬克·里奇的故事，我覺得你讀那本書真的很有趣。我很喜歡你說你把它當作教科書來學習，同時你還提到了邁克·米爾肯的案例。歷史上有不少被指控、定罪甚至入獄的人最終獲得了赦免。我注意到現任政府也赦免了一些罪犯，有些是毒品犯罪者，也有一些是白領犯罪者。赦免通常是一個復雜的過程，那么你是否考慮過申請赦免？你能談談你對赦免的看法嗎？

CZ：我當然希望能獲得赦免，但坦率地說，我對這個過程并不是很了解。作為任何罪犯，獲得赦免顯然是一個理想的結果，尤其是在我的情況下，我認為可能存在一些政治因素。在我被判刑的前五天，伊麗莎白·沃倫參議員在全國電視上再次對加密貨幣宣戰，并向司法部寫了一封公開信。因此是否涉及政治因素，我無法確定。赦免的申請通常由律師處理，我對此不想多評論。

Anthony：那么關于法律戰，你如何看待你所面臨的指控？你已經認罪了，但你認為在調查和起訴過程中是否存在法律戰的成分？

CZ：我認為在證券交易委員會（SEC）的案件中，很明顯確實存在法律戰的跡象。我們的案件現在已經以偏見被駁回，這表明新政府在監管市場方面更加合理。我覺得他們開始理解新技術和新行業的復雜性，并試圖在鼓勵創新與保護消費者之間找到平衡。

我們確實看到了態度的轉變。不僅僅是我的案件，如果你觀察特朗普總統，他顯然是法律戰和政治目標的主要對象。在我入獄期間，我聽說特朗普總統在 7 月份前往納什維爾參加比特幣大會，并公開宣布支持加密貨幣。我還聽說卡瑪拉·哈里斯也表達了對加密貨幣的支持。這讓我感到非常驚訝，因為我入獄還不到兩個月，政府的態度似乎就發生了轉變。

此外，我讀到特朗普總統因為將一些文件帶到洗手間而被控刑事罪。我覺得這有些極端。如果我的員工這么做，我可能會獎勵他們，因為這表明他們在充分利用時間閱讀文件。這種情況讓我覺得法律戰的定義非常主觀，尤其是在前一屆政府明顯對加密貨幣持敵對態度的背景下。伊麗莎白·沃倫多次對加密貨幣發出警告，蓋里·根斯勒也發起了多項訴訟。而現在我們看到新政府對加密貨幣更加友好，并且對金融和技術有更深的理解。所以我認為法律戰確實可能存在，但具體情況仍然很復雜。